“一帶一路”的影響與風險

　　實施共建“一路一帶”對中國與沿線國家可謂功在當前利在長遠，同時這項宏大事業也必然會面臨各種困難和阻力。
　　就經濟邏輯觀察，“一帶一路”有望帶來多方面積極影響。第一，將為中國經濟開拓創造更具全方位特點的開放格局。早先中國處于產業鏈低端，在全球化產品內分工時代通過加工貿易參與國際分工，主要表現為承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業區段并向發達國家輸出加工品。經過幾十年開放發展歷練，中國已成功轉變為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經濟發展與結構提升對開放格局提出更高要求。未來中國與發達國家經濟仍有很多擴大合作領域空間，同時與新興經濟體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重要性將會顯著提升。共建“一帶一路”是中國“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重大部署，也是“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的戰略舉措。
　　第二，創造培育國內、區域以至全球范圍的新經濟增長點。在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周期調整下行壓力形勢下，結合共建規劃適當追加國內相關地區與行業配套投資，有助于國內經濟短期穩增長目標并將對長期增長發揮積極作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于受到基礎設施缺乏等硬件條件與體制政策不完善等軟件條件制約，發展潛力未能得到充分釋放。共建“一帶一路”對癥施策，有助于中國與沿線國家更好實現經濟較快可持續發展目標，并對培育全球經濟新增長點做出貢獻。
　　第三，改進完善國際經濟與金融治理架構。目前全球經濟治理結構與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要把21世紀經濟全球化提升到更高水平，需改進完善全球治理結構。在IMF份額調整受阻與守成大國對全球治理架構“存量改革”消極拖延形勢下，新興經濟體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用建設性方式主動進行“增量改革”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倡導共建“一帶一路”探索合作發展新路徑，本身具有對現存治理結構在有效解決當代發展問題局限性方面提出質疑補救的含義。依托“一帶一路”創建亞投行等新金融機構作為“增量改革”關鍵舉措，將對改進完善現有體系產生深遠影響。
　　第四，推進人民幣國際使用的歷史進程。隨著全球經濟格局與主要經濟體相對實力演變，國際貨幣體系與特定主權國家貨幣的國際地位會相應調整。雖然新興大國經濟與貨幣相對重要性變化，并非在每個時點都具有成比例的精準一致性，然而二者終究會通過非線性方式實現其內在一致性要求。伴隨中國開放經濟體量增大及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相對地位提升，人民幣在國際交易范圍逐步增加使用應是大勢所趨。本幣國際化是大國經濟開放成長的自然歷史過程，并且對貨幣發行國意味著責任和擔當，因而它不應是短期政策目標，甚至也不是可以選擇的政策工具。共建“一帶一路”將探索使用區域內貨幣進行貿易結算與發債融資等金融與貨幣合作途徑，中國作為共建“一帶一路”倡導國，其本幣即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將獲得前所未有機遇。
　　第五，改善外部資產負債結構與收支狀態。伴隨經濟追趕提速與加深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對外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大。國際投資頭寸數據顯示，中國對外資產從2004年9291億美元上升到2014年64087億美元，同期對外負債從6527億美元上升到46323億美元，凈資產從2764億美元升到17764億美元。然而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不合意，雖有巨額凈資產卻遭遇凈值負收益。例如2014年數據顯示，中國對外資產61%是收益較低的官方外匯儲備，對外負債58%則是回報率較高的外商直接投資，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投資收益為逆差599億美元，二者收益率差異為負2.7個百分點。給定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趨勢，終用人民幣衡量的凈收益負值可能更大。共建“一帶一路”將拓寬中國以非外匯儲備形式持有外部股權債權空間，有利于提高中國儲蓄在國外配置效率以造福于沿線國家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也有助于改善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
　　共建“一帶一路”必然會面臨各種困難與風險。第一，共建“一帶一路”會始終面臨如何處理與大國關系的難題。例如，美國作為現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創設國和主導國，顯然會較多從競爭角度看待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美國對亞投行反應已顯示這一點。不過美國也在實施“新絲綢之路倡議”和“印太經濟走廊”戰略，與“一帶一路”有很多潛在合作空間，美國有關政策未來變化不確定性較大。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原因，俄羅斯對“一帶一路”或許有復雜感受與反應，共建“一帶一路”如何協調與俄羅斯這個重要戰略伙伴國關系其實有特殊敏感性與微妙性。
　　歐洲大國、印度等與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上有較多合作空間與意愿，不過也會在地緣政治與具體合作方式上存在很多立場差異與磨合之處。日本自然會更多從消極方面看待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行動，不過日本與不少沿線國家經貿與援助關系與“一帶一路”在客觀上也不無交集。大國崛起如何管理大國關系演變始終是難點，共建“一帶一路”越是取得成效，由其激活的潛在風險因素可能會更大。在某種意義上，“一帶一路”給中國提供了一次充滿挑戰的“主場”歷練機會。
　　第二，如何處理沿線小國關系也會面臨復雜難題。沿線國家中像巴基斯坦這樣全天候好伙伴并不多。如菲律賓、越南這樣近年與中國雙邊關系出現特殊困難的國家也積極參與創設亞投行，顯示共建“一帶一路”內在具有互利共贏性質，然而與這些國家具體合作仍可能會多一些制約因素和困難。又如由于不很久遠的歷史原因，蒙古國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難免會多一些考量。即便是歷史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總體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希望搭乘中國經濟崛起快車以實現自身發展抱負，然而有學者指出：“今天一路一帶上的許多國家尤其是小國，在古代絲綢之路的時候，并不是我們平等的伙伴而是我們的藩屬。絲路時代的回憶對于他們來說，可能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美好”。歷史記憶中不美好因素，也可能轉化為影響合作的交易成本。
　　第三，工程與項目實施層面會有更多困難與風險。21世紀以來中國大量企業走出去曾面臨的各類困難，都會構成共建“一帶一路”的潛在和現實挑戰。一是體制政策風險。沿線發展中國家即便在政治層面明確了合作立場，在體制與政策層面仍可能存在大量協調困難，例如特定項目用地能否及時到位，過于繁復的海關檢驗程序能否得到合理控制，匯率波動與外匯管制可能發生突然變動等，都會給本來可能互利共贏的項目蒙上陰影。二是管理風險。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國外面臨全新的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環境，在生產流程、質量控制、員工管理等方面都會遇到新困難，簡單采用國內行之有效方法可能會“水土不服”。這就要求中國有關企業在管理運營層面認真學習善于學習，盡快適應所在國特定環境以保證平順運營，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企業微觀面支持。
　　三是環境風險。大型基礎建設與工業投資項目必然伴隨對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的某種人為干預，受到技術可行性、預期贏利性與環境可持續性等三重變量的相互制約。雖然保護環境與重視生態文明建設是共建“一帶一路”基本方針之一，在具體工程項目設計和實施層面如何統籌兼顧各方面目標達到佳平衡，仍會面臨選擇困難甚至會有爭議。
　　四是經濟形勢與政局變動風險。中國企業近年國外投資，經常遭遇經濟形勢變化導致已確定項目擱淺取消的沖擊。去年國際油價下跌在一些國家引發這類情況。如中資企業主導財團在墨西哥投標獲得一個規模達數十億美元的高鐵項目，今年初被墨西哥政府以經濟形勢變化為由取消是一個事例。另外，投資目標國的一次執政黨更替，有可能對已確定或在建項目帶來顛覆性影響；如果出現政局動蕩或爆發內戰，則可能對中國企業投資設備財產甚至人員安全帶來威脅。
　　第四，企業是共建“一帶一路”的中堅力量。打鐵先要本身硬，中國企業和機構大規模走出去同時，如何把握好經濟效益與社會責任關系，做到技術過硬、管理到位、效益良好、美譽度高，將是決定未來成敗的關鍵。另外因共建“一帶一路”創設的亞投行、絲路基金如何在自身決策機制與管理方面貫徹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原則，如何在實施項目層面堅持自身特色定位又與現有相關國際金融與發展機構有效合作，內部運行如何結合利用投票與協商機制達到既高效決策又充分集思廣益，都存在需要通過實踐探索逐步解決的問題。
　　第五，如何保證中國在沿線國家大規模投資的安全性與收益性。擁有海量國民儲蓄是中國倡導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的關鍵支持條件之一。中國早先國民儲蓄境外配置以官方外匯儲備為主要形態，共建“一帶一路”意味著中國富余儲蓄今后將更多轉化為在沿線國家生產性投資及相應債權股權。以主要發達國家高等級債券等金融資產為主要投資對象的外匯儲備，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以生產系統、基礎設施等實物資產或大型工程為主要資金運用對象比較，在投資收益、風險、安全等不同維度指標和屬性方面都可能存在反差性變化。面對更具有異質性的新投資環境，如何控制風險系數，獲取合理收益，減少財務損失，將是共建“一帶一路”長期面臨的挑戰。
　　后，如何正確看待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與國內深化改革推動體制轉型關系方面，也可能存在認識風險。亞投行沖擊顯示中國改革發展階段性成就與影響力提升，國內媒體熱議時揚眉吐氣與歡欣鼓舞是大國崛起階段的正常合理心態。不過也需防范公共興奮與欣慰感可能傳導一種潛在認識偏頗，就是把亞投行沖擊解讀為“中國模式”大功告成而盲目樂觀，把共建“一帶一路”開局順利看作是所謂“北京共識”對“華盛頓共識”的完勝，而淡忘國內改革大業仍面臨爬坡過坎與壯士斷腕的挑戰。改革開放激活創造力是中國發展成就的根本原因，中國也是戰后經濟全球化體系與秩序建設的參與者與受益者，倡導“一帶一路”并非意在顛覆現有經濟秩序，也不是僅追求中國自身利益，而是要與沿線國家一起依據各自國情改革開放，探索共同發展與互利共贏道路。
　　中國應對挑戰、克服困難、爭取共建“一帶一路”成功，是對新時期中國奮發有為新外交方針的檢驗，也是對中國作為大新興經濟體引領發展潮流能力的檢驗。共建“一帶一路”事業能否取得預期成功，根本保障條件在于中國能否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解決建構完善國內市場經濟體制的挑戰，在于能否通過全面依法治國建成現代國家治理架構與能力，在于能否保持中國經濟持續追趕從而為“一帶一路”合作提供生生不已動力并動態充實其內涵。在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成功條件在這個戰略本身之外。
　　要長期堅持“親誠惠容”、合作共贏的基本方針，通過持久合作努力逐步實現規劃目標，由此獲得國際社會更廣泛誠摯的認同。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找準定位，謀而后動，發揮核心競爭力，避免一哄而起一擁而上。項目設計實施需重視兼顧市場贏利與社會責任目標，避免短期行為與竭澤而漁。要重視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有序轉移，充分發揮這類轉移對承接國在就業和經濟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和特殊影響。項目設計實施應加強與國際機構與發達國家有關機構的務實合作，學習借鑒行之有效的國際經驗和方法。要把培訓、學位教學與實踐高效結合起來，大力培養各個層次各種類型人才。
　　總之，共建“一帶一路”無捷徑可走，只能通過持久而正確的努力，才能終實現中國與沿線國家攜手共進謀發展愿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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